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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华(印川)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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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彭华,字印川,四川丹棱人。华东师范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四川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儒学,巴蜀文化研究,业余写作人物传记。发表论文120余篇、散文30余篇,出版著作10部。著有《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2011)、《燕国史稿》(2005、2013)、《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界》(2008)、《金庸传》(2001)、《古龙传》(2001)、《马寅初的最后33年》(2005)、《马寅初全传》(2008)、《中国文化探秘 先秦篇》(2010)等,编有《王国维儒学论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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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彭华:先秦“三胡”综考  

2017-02-25 09:01:42|  分类: 彭华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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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华 ▎先秦“三胡”综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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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论文

  先秦“三胡”综考

  彭华

  彭华(1969-),字印川,四川丹棱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儒学、巴蜀文化研究。

  “三胡”之名,最早见于《史记·赵世家》,“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按照《史记·赵世家》索隐的说法,“三胡”指的是林胡、东胡与楼烦。

  关于“胡”字的本义,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胡”在蒙古语、达斡尔语中是“人”的意思[1];也有人说,“胡”在突厥语中是“太阳”的意思[2]。有人甚至认为“胡”即“狐”,胡族原意是以狐狸作图腾的氏族[3];或者说“胡”即“鶟鹕”(白头翁鸟),是以白头翁鸟为图腾的部落,后用为国号[4]。后面两种说法虽新奇,但却令人匪夷所思。

  “图腾”(totem)一词,来源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奥吉布瓦语“ototeman”,本义为“他是我的亲族”(he is a relative of mine)[5]。显然,“图腾”本非中国所固有的词汇。而要从西方引进这一术语,必须先厘清其在西方话语体系(即语境,context)中的本来含义,然后才能对引进工作做可行性研究,并在实践中予以检验[6]。但是,以上持“图腾”说的两人并没有在自己的论著中做这一层面的工作。所以,本文不取“图腾”一说。那么,“胡”的本义究竟是什么呢?

  在中国古代文献里,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胡”曾经被当作一些少数民族的自称。《汉书·匈奴传》载,孤鹿姑单于致汉武帝书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正因为匈奴自称为“胡”,并为汉人所熟知,故而对于活动在匈奴以东的民族称之为“东胡”,称匈奴以西、葱岭以东的各民族称为“西胡”,称匈奴为“北胡”。

林胡

  “林胡”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解》以及附伊尹朝献《商书》。

  “林胡”,又名“林人”。《史记·赵世家》,“败林人于荏”,正义曰:“(林人)即林胡也。”

  另外,根据如淳的说法,“林胡”又叫作“儋林”。《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如淳说:林胡即儋林,为李牧所灭也。”(正义引《括地志》中也有此语)[7]“儋”又作“澹”、“襜”(《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集解引徐广语),因而“儋林”又作“澹林”(《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澹林”即“襜褴”(《资治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前十四年胡三省注)。

  但我认为,如淳的说法并不可信,也不可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列传》:“(赵将李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此处的“襜褴”与“东胡”、“林胡”并列,肯定不是同一民族,切不可将“襜褴”与“林胡”混为一谈。附带提及的是,此事又见于《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冯)唐对(汉文帝)曰:‘……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按:“灭澹林”下恐有缺文,即缺“降林胡”三字。

  因此我认为,“林胡”除又称作“林人”外,不应当称之为“儋林”。遗憾的是,有些研究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沿袭的仍然是如淳的这一错误说法[8]。

  关于“林胡”之得名,胡三省认为来源于林胡居住的自然环境,“余谓此胡种落依阻林薄,因曰林胡。”(《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赧王九年)

  至于林胡的居住地,可以根据史籍予以确定。

  《史记·匈奴列传》说,晋文公、秦穆公时,“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说明春秋时期的林胡居住在晋国以北的地区。又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曾经“北破林胡、楼烦”,说明战国时期的林胡居住在赵国以北的地区。因此可以确定,林胡就居住在今山西西北部和陕西东北部一带;另外,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准噶尔旗一带,也分布有林胡的族民[9]。

  林胡因与晋国和后来的赵国接壤,难免发生冲突,并最终亡于赵。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对楼缓说,“我先王……败林人荏”(《史记·赵世家》)。这是历史典籍中所能见到的林胡所经受的最早的一次军事打击。后来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变俗胡服,习骑射,被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于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赵国既然在当地设置了正式的行政区,便标志着该地区正式成为赵国的领土。所以,可以将林胡的灭亡时间定在赵武灵王时期(公元前325-公元前299年在位),即公元前四世纪初期。

  “林胡”虽然灭亡了,但它的名称却留了下来,可含义却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唐代文献里,“林胡”指的是奚、契丹等族。唐张谓《同孙构免官后登蓟楼》:“犹希虏尘勋,更取林胡帐。”唐高适《信安王幕府诗序》:“开元二十年,国家有事林胡,诏礼部尚书信安王总戎大举。”

楼烦

  “楼烦”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解》以及附伊尹朝献《商书》。

  “楼烦”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古族”。“成周之会”时,楼烦进献的是“星施”(“星施者珥牦”),并与豹胡、林胡、匈奴等“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为献”(《逸周书·王会解》以及附伊尹朝献《商书》)。

  进入东周以后,楼烦分为东西两支。西部的一支与赵国相邻,在今山西西北部和内蒙古地区。《史记·匈奴列传》说,“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由此可知,春秋时期的楼烦在晋之北。《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说赵“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因此可知,战国时期的楼烦又在赵之西。综合此二者,知楼烦在赵国的西北方向。《赵世家》正义说:“林胡、楼烦即岚、胜之北也。岚、胜以南石州、离石、兰等,七国时赵边邑也。”又,《括地志》说:“岚州、楼烦胡地也。”金老景芳据此断言,“可以肯定战国楼烦就在今山西岚县及岚县迤北”[10]。东部的一支则与燕国接壤,《史记·苏秦列传》:“(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这一支分布在今河北西北部和内蒙古地区。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即“胡服骑射”;其后,赵国“北破林胡、楼烦”(《史记·匈奴列传》)。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年),赵国“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命“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297年),“主父(即赵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史记·赵世家》)。所谓“致其兵”,就是“致其人而用之”(《日知录》卷二十九“楼烦”条)。

  东部的一支,大约在战国中期已被燕国征服。《战国策·齐策》说:“昔者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又说:“权之难,齐、燕战。”根据徐中舒考证,权之战即桓之战[11];而桓之战发生于燕昭王之。因此可见,燕国最晚在燕昭王时就已经在楼烦原先居住的地域设置了行政区(县),所以可以肯定:燕国在这之前就已经征服了楼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原先属于赵、燕的林胡、楼烦,随即归属秦王朝。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乃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12];次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通戎人”。(《史记·秦始皇本纪》)

  西汉初年,楼烦与林胡一道曾经沦落为匈奴的附庸。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即位,之后不久,匈奴即“大破灭东胡王”,归而“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史记·匈奴列传》)。这是楼烦受到的较为沉重的一次打击。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史记·匈奴列传》,另可参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所谓“筑朔方”,指的是“以河南地为朔方郡”(《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朔方郡属并州,下有十县(《汉书·地理志下》)。另外,在楼烦所居住的地区,早在秦朝时就设立了雁门郡,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一仍其旧。《汉书·地理志下》:“雁门郡(自注:秦置。)……属并州。……县十四:……阴馆(自注:楼烦乡。景帝三年置。)、楼烦(自注:有盐官。)、……”应劭曰:“(楼烦县,)故楼烦胡地。”隋朝之时,楼烦县被改名为崞县,故地在今山西神池、五寨、宁武县境。

  西汉王朝既然在此设立了正式的行政区,便标志着该地区正式划入西汉王朝的版图。因而,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楼烦,其政治生命就此告终。所以,我将楼烦灭亡的时间定在汉武帝元朔二年。

  早在楼烦被灭亡以前,其部分族民就已渐次南移,与中原华夏族融合在一起,此记载见于《史记》。如《项羽本纪》:“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集解:“应劭曰:‘楼烦胡也,今楼烦县。”再如《高祖功臣侯年表》:“阳都敬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又如《樊郦滕灌列传》:“(灌婴)军于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楼烦将十人,……楼烦将二人。”[13]因此顾炎武朔:“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日知录》卷二十九“楼烦”条)也就是朔,在“楚汉战争”时,因为楼烦渐次南移与华夏族融合在一起,兼之其人善于骑射,所以他们被“别为一军”。因此看来,当时楼烦部民南移的人数不在少数之列。

  因为楼烦精于骑射,所以后代便以“楼烦”代指善射的将士。南朝梁刘孝成《行幸甘泉宫歌》:“校尉乌桓旗帜,待制楼烦弓。”唐李白《宣城送刘副使入秦》:“结交楼烦将,侍从羽林儿。”

东胡

  “东胡”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解》和《山海经·海内西经》。

  关于东胡的族属,前人早有论述。孔晁认为,东胡就是“东北夷”(《逸周书·王会解》注)。此说后为王应麟、何秋涛等人所接受。服虔认为,东胡为鲜卑族的前身,“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因在匈奴东,所以叫“东胡”,“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史记·赵世家》正义引)崔浩的看法与此非常接近,“(东胡,)乌丸之先。国在匈奴东,故云东胡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索隐引)。显然,“东胡”之“东”是方位词,“胡”才表其族属特征。白鸟库吉、陈槃、林幹即作如是观[14]。但李德山认为,“胡”与“壶”通用,“壶”之音出于邾娄之“邾”,而壶之发明始于邾娄,因而东胡一族的族源出于东夷族系中的邾娄一族[15]。但我认为,李德山此说未免走得太远了一些,最后还是取服虔、崔浩一说比较恰当。

  东胡的居地,可以根据历史典籍予以确定。《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说赵“北有燕,东有胡”,赵“东有燕、东胡之境”,说明东胡在燕国以东;《史记·匈奴列传》说“燕北有东胡、山戎”,说明东胡在燕国以北。结合这两条材料,可以确定东胡在燕国的东北方向。《山海经·海内西经》说:“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燕,灭之。”而此“大泽”,一说即今达来诺尔湖[16],一说即今贝加尔湖[17],一说即今呼伦河,以东地区为东胡原居地[18]。三说都与《史记》所载相差甚远,显然不可信。《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说:“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说明东胡居住在近于“海滨”的“紫蒙之野”。《晋书·慕容廆载记》的记载与此十分接近,“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斠注》说:“《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曰:……世居辽东,号曰东胡。《读史方舆纪要》十八曰:紫蒙城在柳城西北紫蒙州。”根据《清一统志》的记载,柳城县即热河朝阳县,也就是今天辽宁省的朝阳市。由此可知,东胡居住在今辽西的大、小凌河地区,而“大泽”指的就是今辽东湾[19]。杨宽认为东胡主要分布于今辽河上游一直到辽宁省朝阳、锦西、旅大一带[20],与上文的考订相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胡的一部分居于匈奴的东面,分布在蒙古草原东南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成为北方草原氏族部落和氏族联盟的割据地区之一[21]。

  以上关于东胡居住地的考证,考古发现为它提供了第二重证据。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朝阳县十二台营子发现了三座青铜短剑墓[22],在锦西乌金塘也发现了三座东周墓[23]。十二台营子位于辽宁朝阳县城西南约12公里,靠近大凌河。墓中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其中包括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双虺纠结形铜饰具、人面形铜饰牌等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及铜镞、铜刀、铜斧、铜凿、铜锥等。乌金塘位于锦西市城西约40公里,墓中发现铜器九十多件,其中包括双侧曲刃青铜短剑、铜剑柄、铜戈、铜镞、铜盔、铜刀、铜斧、铜凿等。1958年,在内蒙古昭乌达盟(1983年改为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发现了一批铜器,共计71件,其中有铜短剑、铜戈、铜镞、铜盔、铜刀、铜斧、铜凿等[24]。考古研究者认为,它们都是战国时期东胡的遗物[25]。林幹根据以上三地铜器散布的地区,认为大体上可以测定当时东胡活动的范围,约在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至辽宁大小凌河流域,即包括今赤峰市(旧昭乌达盟)、朝阳市、锦州市以及周围的大片地方[26]。

  对于东胡及楼烦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状况,我们所知不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至少在秦代以前,他们尚未发展成为国家。《史记·匈奴列传》说:“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李德山认为东胡似在秦代就已建立了一个以奴隶制为主要社会制度的政权,因为〈史记·匈奴列传〉中出现了“东胡王”,有了“王”,当然也就进入了阶级社会;再联系夏家店上层文化(多数人主张是东胡族的文化遗存),知道东胡是一个以游牧和狩猎为主要生计的民族,且在东胡族内部已经有男女两性分工[27]。

  西周之时,对于新成立的周王朝中央政权,东胡是予以承认的,并对周王朝表示臣服与归顺。“成周之会”时,东胡进献的方物是“黄罴”,并与豹胡、楼烦、匈奴等“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为献”(《逸周书·王会解》以及附伊尹朝献《商书》)。

  东胡强盛时,有“控弦之士二十余万”(《晋书·慕容廆载记》)。在先秦时期,东胡曾经遭受过两次重创,一次来自燕国,一次来自赵国。大约在燕昭王时(公元前311年-前279年),燕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秦开后回国,带军“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国借此向东北扩张,势力一直达到辽东,并建筑长城以防御东胡的骚扰,设置了上谷(治所在今河北怀来县)、渔阳(治所在今河北密云县)、右北平(治所在今河北平泉县)、辽西(治所在今河北卢龙县)、辽东(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县)五郡,并从造阳(今河北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修筑长城,以防御东胡(《史记·匈奴列传》)。赵惠文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73年),赵“取东胡欧代地”,索隐说,“东胡叛赵,驱略代地人众以叛,故取只也”。赵悼襄王元年(公元前244年)[28],赵将李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兵,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列传》)。

  西汉初年,东胡、月氏强而匈奴弱,匈奴满足了东胡索取千里马、“单于一阏氏”的要求,“东胡王愈益骄,西侵”,并遣使匈奴,欲得瓯脱之地,冒顿单于忍无可忍,乃大举发兵东袭东胡,大破东胡(《史记·匈奴列传》)。东胡至此灭亡。

  东胡灭亡以后,其族民一分为三:一入匈奴,二被转称为鲜卑,三被转称为乌桓。入匈奴的应当是东胡族的绝大部分,而“远窜辽东塞外”的东胡人则又可分为二支,也就是鲜卑和乌桓[29]。

  在后代文献里,“东胡”有时也作为我国东北少数民族的泛称。杜甫《北征》:“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夫满洲外族,是曰东胡。”

  【本文是笔者所撰硕士学位论文《燕地的古族与古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9年。指导教师:谢维扬教授)的一部分。后经修订,发表于《贵州文史丛刊》(贵阳,2000年第2期,第19-24页)。嗣后,再经修订,收入拙著《燕国史稿》(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初版本;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3月修订版)。特别说明:《燕国史稿》仍然在继续修订之中,有意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插图修订本(第三版)。

  注释

  [1] [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8页;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台北:中华书局,1982年,第69页。

  [2] 何星亮:《匈奴语试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3] 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4] 何光岳:《楚源流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5页。

  [5] W. Haviland,Anthropology,7th ed., 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94,p.511.

  [6] 彭华:《学术研究与西学援引的规范》,《社会科学报》(上海),1997年2月6日第三版。

  [7] 《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三始皇帝三年胡三省注:“襜褴,班《书》作‘澹林。……如淳以澹林为东胡,以此观之,似是两种。”按:胡三省注中的引文有误,误将“林胡”作“东胡”。

  [8] 林剑鸣:《秦汉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9] 侯仁之、袁樾方:《风沙威胁不可怕,“榆林之迁”是谣传——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和地区开发》,《文物》,1976年第2期。

  [10]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4页。

  [11] 徐中舒:《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

  [12] 此事《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始皇帝三十二年记作“始皇乃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伐匈奴”,将《史记》的“胡”确切化为“匈奴”。此说不确切。结合《史记·匈奴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关于卫青“击胡之楼烦、白羊王”的记载,此处的“胡”应指楼烦、白羊王和匈奴。

  [13] 按:对于此处出现的“楼烦”,前人有不同说法。《史记·樊郦滕灌列传》集解:“李奇曰:楼烦,县名。其人善骑射,故以名射士为‘楼烦’,取其美称,未必楼烦人也。”但我认为,李奇之说也未必可信。理由有以下三点:一、就文本而言,如果这里的“楼烦”指的都是“善射”者,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什么“楼烦将五人”、“楼烦将十人”、“楼烦将二人”;更何况,在《项羽本纪》和《高祖功臣侯年表》里,为什么“三家注”又不引李奇的说法了呢?反复引述同一人的同一说法,在《史记》“三家注”里又不是没有例证。这说明,裴骃在作集解时本身就是犹疑未定的,所以他接着又引了张晏的说法,“楼烦,胡国名也”。二、就民族史而言,李奇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楼烦后来渐次南下于华夏族融合在一起(正文里有此论述)。三、就历史而言,李奇也没有搞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即楼烦究竟灭亡于什么时候。按照我正文的论述,楼烦最后亡于汉武帝时;所以,在“楚汉战争”时,楼烦活跃于历史舞台,完全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14]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第374页;陈槃:《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第174页;林幹:“东胡”,《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96页。

  [15]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2-253页。

  [16] 孙进己:《鲜卑源流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

  [17] 古闻:《黑龙江古代民族起源和早期鲜卑文化问题讨论纪要》,《民族研究》,1982年第6期。

  [18] 干志耿、孙秀仁:《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

  [19]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第253-254页。

  [20]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

  [21]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

  [22] 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23] 锦州市博物馆:《辽宁锦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5期。

  [24] 李逸友:《内蒙古昭乌达盟出土的铜器调查》,《考古》,1959年第6期。

  [25]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7页。

  [26] 林幹:《略沦两汉时期乌桓人的最初驻牧地及其后的迁徙和分布》,《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第154页。

  [27]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第254-255页。

  [28] 此系年据《资治通鉴》考订(卷六秦纪一始皇帝三年)。

  [29] 林幹:《略沦两汉时期乌桓人的最初驻牧地及其后的迁徙和分布》,《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第256页。

来源:搜狐网

http://mt.sohu.com/20160921/n4688884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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