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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华(印川)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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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彭华,字印川,四川丹棱人。华东师范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四川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儒学,巴蜀文化研究,业余写作人物传记。发表论文120余篇、散文30余篇,出版著作10部。著有《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2011)、《燕国史稿》(2005、2013)、《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界》(2008)、《金庸传》(2001)、《古龙传》(2001)、《马寅初的最后33年》(2005)、《马寅初全传》(2008)、《中国文化探秘 先秦篇》(2010)等,编有《王国维儒学论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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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华:王国维的学术中国梦(全文)  

2015-02-05 13:12:36|  分类: 彭华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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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华:王国维的学术中国梦

 

撰文/彭华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庵),又字伯隅,号观堂、永观等,浙江海宁人。众所周知,王国维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享有国际盛誉的杰出学者,学界推许为学术巨擘,世人推允为国学大师。

  披览王国维之著述,他并未在行文中出现过“中国梦”字眼。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王国维有其“中国梦”。仔细阅读王国维之作品文字,同情理解王国维之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比较深切地感受到:在王国维的心中,其实有一个伟大的“中国梦”,一个伟大的“学术中国梦”。

  在王国维等人看来:学术与国家的关联是极为密切的,而谋求“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乃中华学人分内之责;“学术中国梦”的目标分为多个层次,而中华学人应当具有全球眼光和世界目标;为了达到“学术中国梦”的预期目标,中华学人应当注意治学方法的多元性与综合性。

关联的至上性与启示性

  如人所闻,所谓“中国梦”,即“中国之梦”;而“中国”一词,一名而含三义,文化、民族、国家。在近代学人心目中,这三个层面的“中国”(即作为文化、民族、国家的“中国”),可以说大致是统一的。或许,可以称之为“三位一体”的“中国”。

  在王国维看来,“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而在此“研究自由之时代”,学术与民族、国家、个人的关联依然是密切的。1919 3月,正值沈曾植七十寿辰之际,王国维特为祝寿而作长序《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序文“对沈氏推崇备至”,“非一般应酬文字可比”( 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264)。王国维在文中意味深长地写道:
  
  窃又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使伏生、浮邱伯辈,天不畀以期颐之寿,则《诗》、《书》绝于秦火矣。既验于古,必验于今。

  可以看出,王国维于此旨在揭示学术与国家和个人关系的密切性与至上性,甚至可以说是“相与存亡”;而“既验于古,必验于今”一语,后来竟然成为谶语。以上数语,“虽表面上说的是沈曾植,其实王国维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张连科《王国维与罗振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261)1927年,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是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推稽,其说影响甚大。其实,陈寅恪此说实属接续王说、畅论大义之列,因为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早已有此论。

  放宽历史的视野,我们又可发现:在王国维之前及其之后,亦有大致相同或基本相近的看法。或许,此可归入“英雄所见略同”行列。

  在王国维之前,早已有人揭示“国”与“史”的至上关联性——唇齿相依。陈寅恪明确指出,“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361-362)。清季,龚自珍亦曾沉痛地指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著、王佩诤校《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22)。而与王国维同时代的邓实,曾于1903 年说过以下一番话,“夫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其国亦不灭”(《鸡鸣风雨楼独立书》)。以上所引诸人之说,从正反两方面陈述了“国”与“史”的至上关联性,且均早于《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在王国维之后,清晰地表述过这一思想的学者,也可谓大有人在。比如说,章太炎在1935 年的一封书信中写道:“国无史,未有不沦胥以尽者也。中国之娄绝复续者,亦国史持之耳。” (《与李源澄》,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951)再比如,熊十力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徐复观《有关熊十力先生的片鳞只甲》)。又比如,张荫麟1926 8月在上海送别贺麟时,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没有学问的人,到处都要受人歧视的。”(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原载《思想与时代》1943 年第20 期;后收入周忱选编《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190)贺麟接着说:“对!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也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齐家莹编撰、孙敦恒审校《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37)

  既然学术与民族、国家、个人的关联是如此至上,那么由此推出以下结论,则实属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作为“中国人”,“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陈寅恪语),乃当然之旨、应然之理,且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谋求“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应当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一部分。或许,这就是王国维之前及之后诸多学人伟大的“学术中国梦”吧。

  当然,从更宏大、更高远的角度着眼,弘宣中华民族之学术、文化于“世界学术”、“世界文化”之林,同时也就是对“人类文化”的弘扬与贡献。王国维曾经明言,“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国学丛刊序》)。贺麟亦尝明言,“凡在文化领域里努力的人,他的工作和使命,应不是全盘接受西化,亦不在残缺地保守固有文化,应该力求直接贡献于人类文化,也就是直接贡献于文化本身”(《文化的体与用》,《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02)

  走笔至此,有一点需要在此特别辨析。即,在王国维的脑海与心目中,虽然“国家与学术为存亡”,但学术并不是国家的奴婢。王国维所推崇的境界、所坚持的理念是,学人应当以超功利的态度对待学术,即以学术为目的而非以学术为手段。王国维坦诚直言,“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基于这一立场,王国维激烈批评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与谭嗣同之《仁学》,痛斥二人“之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以上引文均出自《论近年之学术界》)。

目标的层次性与可能性

“学术中国梦”是伟大而长远的梦想;而“学术中国梦”的目标不可一刀切,不可一概而论。就“学术中国梦”的目标而言,大致可以“一分为三”,即个体标准、中国标准、世界标准。就个人与此三大层次的标准而言,亦可以三语出之,即立足自我、放眼全国、展望全球。以上所言所悟,实来源于王国维等诸位学人的启示。

  对于自己的学术追求和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王国维是颇为自信的。晚年的王力回忆聆听王国维讲课的情形:“他讲学的时候,常说:‘这个地方我不懂。’但又宣称:‘我研究的成果是无可争议的!’”(白夜《燕南园中访王力》,《随笔》1980 年第10 )置诸当时的境况(如关于汉学中心的争论等),我个人觉得:王国维之治学是具有全球眼光和世界目标的。而在王国维之前及之后的诸人,实则不无此抱负者。

  比如,熊十力曾经语重心长地对韩裕文说:“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转引自任继愈《天人之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384)再如,哲学史家陈康在译注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时,尝于《序》中云,如果中国学者翻译、研究西方哲学的著作,“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巴门尼德斯篇》,商务印书馆,1982)

  感悟熊十力、陈康之语,可以想见其良苦用心,亦即何以由“工匠”而入乎“大师”之境地。章太炎曾经激烈批评工匠之学:“古之学者,学为君也;今之学者,学为匠也。”(《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51)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又睿智特发、标明斯旨:“在思想的行业中,从这些同伴里,不少人会成为工匠。于是其中一人出乎意料地成为大师。”(彭富春译《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6)

  当然,编织高远而宏伟的“学术中国梦”,在学术上具有全球眼光而又能达到世界目标,甚或由“工匠”而入“大师”之列,并非易事,甚至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但是,这并不是说全然不可为。其中法宝之一,便是立足于华夏民族之历史与文化,而又直面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与“一体化”,从而会通“中西二学”,兼通“世界学术”。

  王国维曾经“正告天下”,“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王国维最终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氏此语,可谓高瞻远瞩,亦可谓振聋发聩!

  以王国维本人为例,王国维之西学造诣,自不可与后来诸人(如贺麟、陈康等)同日而语;但若置入时代而视,则斐然可观。蔡元培和郭湛波指出,近代中国译介西洋哲学的学人,“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351页),而王国维则堪称“继严氏以后之第一人”(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0)。钱锺书坦言,“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静安论述西方哲学,本色当行,弁冕时辈”(《谈艺录》,三联书店,200772页)。

  王国维三十岁以前濡染西方哲学,虽然对于西洋哲学并没有完整、深刻、系统的研究,但作为治学利器,足以使他获益匪浅。狩野直喜认为:“作为一个学者,王君伟大卓越之处,我想是凡中国的老一辈才能做的事,他都做得到。”但王国维又迅即超越前辈和侪辈而出众,并且跃然而为一代大师。具体而言,王国维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坚固、学殖深厚,同时“对西洋科学研究方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即“兼有两者的优点”,兼之又有会通中西、打通古今的学养和抱负,“这确实是罕见的”(《回忆王静安君》,《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344-345)。何兆武在谈论“清华学派”时,有特意阐说“三通”的文字,认为清华学人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也谈“清华学派”》,原载《读书》1997年第8期;后收入《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736-745页)。叶嘉莹说,别具只眼撰作《人间词话》的王国维,自有其会通中西、打通古今的不同凡响之处,“静安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学批评拓新之途径上的先进人物,便正因为他一方面在西方新文化之刺激下有着反省的自觉,而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旧学又具备有深厚之修养,所以才能认清新思想之必须与旧传统相融会之一点原则的缘故”(《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9页)。孟子云,“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后学之于王国维,岂无此愿乎?

方法的多元性与综合性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王国维说:“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国学丛刊序》)本处所说“方法的多元性与综合性”,仅就“学”而言,套用王国维的话说,“今专以知言”(同上)。

  王国维之所以在学术上造诣精深、成果丰硕、成就卓越,与其治学方法的多元性与综合性密不可分。换句话说,这就是王国维圆其“学术中国梦”的奥秘所在。

  王国维将古今中西之学划分为三大门类——科学、史学、文学,“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在王国维看来,虽然可将“古今东西之为学”剖分为科学、史学、文学,但三者并不相妨害,实可相济相融:“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比如,“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剫、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国学丛刊序》)。就治学之义理与方法而言,王国维此文所会通的已经不仅是“古今”与“中西”,不期而然已进于会通“百科”之境。

  王国维一生虽然泛览“古今东西之学”,但终究以史学为归宿,并蔚然而为“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新史学”之新,在于新材料、新方法、新思维的利用与使用;但无论如何,求真、求是依然是新史学的中心主旨。正如王国维所说:“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所当然也。”(《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为了求真、求是,史学工作者展开多元研究与综合研究,乃势所必然。于此,王国维曾经“夫子自道”。

  19165月(农历四月),王国维搦笔和墨,运笔而成《毛公鼎考释序》,自述其“颇开一生面”的治学方法。其文云:

  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明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

  
  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虽然在学术精神上遵循求真、求是之理路,但并非简单肯定或断然否定;尤其是对于暂时不可求其真、求其是者,王国维则又力主“阙疑”、“阙殆”,特别反对以不知为知的穿凿与附会。王国维的这一精神主旨,既是对孔子所谓“多闻阙疑”、“多见阙殆”的继承与发扬(《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又《论语·子路》:“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同时也合乎有西方近代科学“证实”与“证伪”的学术精神。而在学术界耳熟能详、备极赞誉的“二重证据法”,更是王国维治学方法多元性与综合性的辉煌结晶。于此,陈寅恪曾经高屋建瓴地予以全面概括。其文云:

  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1911年,王国维作《国学丛刊序》,他在文中“正告天下”:“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或许,可借序文末尾数语,以结束本文:

  以上三说,其理至浅,其事至明。此在他国所不必言,而世之君子犹或疑之,不意至今日而犹使余为此哓哓也。适同人将刊行《国学杂志》,敢以此言序其耑。此志之刊,虽以中学为主,然不敢蹈世人之争论,此则同人所自信,而亦不能不自白于天下者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原文载《文史知识》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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