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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华(印川)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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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彭华,字印川,四川丹棱人。华东师范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四川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儒学,巴蜀文化研究,业余写作人物传记。发表论文120余篇、散文30余篇,出版著作10部。著有《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2011)、《燕国史稿》(2005、2013)、《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界》(2008)、《金庸传》(2001)、《古龙传》(2001)、《马寅初的最后33年》(2005)、《马寅初全传》(2008)、《中国文化探秘 先秦篇》(2010)等,编有《王国维儒学论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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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的理解”略说——以陈寅恪、贺麟为考察中心(节选)(彭华)  

2014-01-04 16:33:45|  分类: 彭华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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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的理解”略说——以陈寅恪、贺麟为考察中心(节选)

 

彭华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本文以“同情的理解”为例,以陈寅恪、贺麟为考察中心,对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在点和面上进行叙述与分析。

 

现象扫描

史学家陈寅恪的“同情之了解”一说,陈寅恪自己称之为“了解之同情”,认为这是“真了解”古人学说的不二法门。陈寅恪正式申论此说的时间是1930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①]

无庸置疑,在近代中国的学者群中,陈寅恪是第一个将“同情”与“了解”结合在一起并且正式行诸文字的学者,也是将其作为理解古人或古代思想的态度或方法的第一人。其实,倡导此说、阐述此说的,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哲学家、哲学史家贺麟,而大致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亦有类似的说法。

在贺麟看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成功得力于两点,“第一为以分见全,以全释分的方法”,“第二,他似乎多少采取了一些钱穆先生所谓治史学者须‘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他只是着眼于虚心客观地发‘潜德之幽光’,设身处地,同情了解了古哲,决不枉屈古人。既不抨击异己之古人,亦不曲解古人以伸己说”[②]。贺麟的这一分析,有两点颇可注意:第一,贺麟压根没有提及陈寅恪之名,反而提到的是钱穆,并且推测汤用彤所谓“同情之默应”似乎来源于钱穆的“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的态度[③];第二,贺麟所云“尚友千古之同情态度”,结合他自己的相关阐述,似乎暗示“同情了解”一说还有更为久远的渊源。

1941年,贺麟在名篇《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说:“在我们看来,只要能对儒家思想加以善意同情的理解,得其真精神与真意义所在,许多现代生活上、政治上、文化上的重要问题,均不难得到合理、合情、合时的解答”[④]

1943年秋,贺麟谈及思想的三种方法,一是“逻辑的方法”,二是“体验的方法”,三是“玄思的方法”;而所谓“体验的方法”,即是“用理智的同情去体察外物,去反省自己”,“要了解一物,须设身处地,用同情的态度去了解之”[⑤]

1946年,贺麟概述《文化与人生》的三个特点,一是“有我”,二是“有渊源”,“我的思想都有其深远的来源,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儒家思想。篇中不惟对孔孟程朱陆王有同情的解释,即对老庄杨墨亦有同情的新评价,以期发展其特点,吸取其教训”[⑥]

大致说来,持有“同情的理解”一说的学者,不仅有史学家陈寅恪、钱穆,而且有哲学家、哲学史家贺麟,还有哲学史家汤用彤以及哲学家、哲学史家唐君毅等人,堪称“共同语言”。从时间上看,最早行诸文字的是陈寅恪,但很难因此而判断其余诸人之此说即来源于陈寅恪;易言之,与其说是“前后沿袭”,还不如说是“英雄所见略同”。通过下文之“渊源探索”,可知“同情的理解”一说既有中国古学之渊源,亦有西方哲学之渊源,此足为力证。

 

渊源探索

结合中外文献加以考察,“同情的理解”一说既有中国古学之渊源,亦有西方哲学之渊源。

从“古今”角度考察

贺麟所云作为思想方法之一的“体验的方法”,即是“用理智的同情去体察外物,去反省自己”,“要了解一物,须设身处地,用同情的态度去了解之”,“宋儒最喜欢用体验。宋儒的思想可以说是皆出于体验。而朱子尤其善于应用体验方法以读书。他所谓‘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深沉潜思’、‘优游玩索’皆我此处所谓体验方法”[⑦]。贺麟的“同情的理解”说,也可寻踪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王船山研究历史哲学的方法可分作三点来讲,第三点即“体验方法”,“王船山复用设身处地、同情了解的体验方法去得到他的历史理论”[⑧]。又如,南宋史学家吕祖谦早就提出:“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东莱先生遗集》卷十九《杂说》)吕祖谦此说,当为陈寅恪“了解之同情”说的来源之一。

从“中西”角度考察

研究者们业已注意到,陈寅恪“了解之同情”说有来源于西学者,如英国现代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德国思想家赫尔德。陈寅恪使用此词来自其游学欧美的学术阅历,或是翻看西方哲学书籍、史籍,或是借助吴宓的帮助,或是间接来自师友白璧德[⑨]。至于贺麟的“同情的理解”说,可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直觉说中寻觅渊源。除此之外,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说、贺麟的“同情的理解”说,其实在更大程度上共受德国古典诠释学的影响,其中又以陈寅恪最为典型。仔细阅读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加达默尔等人的诠释学理论著作中[⑩],均不难发现这一点。

 

如何可能

理解的前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不管是陈寅恪也好,还是贺麟也好,其“同情的理解”均预设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人类均具有共同的人性或本心。换句话说,只有承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解才在根本上成为可能。进而言之,人类只有凭借本心,并从本心出发去理解他人,并且在感情上发生共鸣,才使得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所谓“同情的理解”,在理论上实即奠基于此。

理解的中介:史料扩充,诗史互证

毫无疑问,文献资料(传世的/出土的[11])是我们进入古人精神世界的桥梁和通道。在此层面上,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深有体悟。诚如研究者所言,陈寅恪对于“探索史学逻辑”,对于研讨“历史中的因果与偶然”,他“似乎全无理论兴趣”,其贡献“只能限于史料扩充和方法改进”,“其最大突破在诗文与史志互证之法”,“他的史学兴趣主要在原料的发掘和考释”,“他对新史学的贡献,首推史料扩充”[12]

理解的实现:设身处地,论世知人

由“论世”而“知人”,在古代中国有着颇为久远的传统。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朱熹说:“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13]在王国维看来,由“论世”而“知人”具有更为宽泛的方法论意义,“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欲知一国之文学,非知其国古今之情状、学术不可也”[14]

诚能“论世”而“知人”,方可合理、合情解读古人之言行,即如孟子所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按照朱熹的理解,孟子此语已有设身处地、同情理解的意蕴[15]。章学诚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义不可遽论其文也”(《文史通义·文德》),意思更为鲜明。王国维糅合孟子上述二说,认同这一理解方法,“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16]

如何由“论世”而“知人”,如何设身处地、同情理解古人及其思想,先贤和时彦都不约而同地注目于编年体著作,尤其是年谱一类著作。陈寅恪推崇“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17],即本斯旨。贺麟作《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往往先述哲学家所处之时代及其生平,亦本斯旨。贺麟在抗战军兴所作《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尤为光辉而典范[18]

 

结语

毋庸置疑,后人在理解古人或前人及其历史与思想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的“先入之见”(“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等),“解释从来就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19];所谓恰如其分地“感同身受”,实际上只能是无限地“逼近”而已。换句话说,后人对古人、前人的理解,确实有程度的高下、量度的大小之区别,甚至有大方向的、本质性的差异;但我们仍然坚信,只要大方向是合理的、正确的,我们就有信心通过不断的探索、体验、理解(“善意同情的理解”),直接“升堂入室”而进入古人、前人的“心灵世界”,并无限制地逼近古人、前人的“心灵深处”,直至恰如其分、一如其人地“感同身受”。

 

 

【说明:《“同情的理解”略说——以陈寅恪、贺麟为考察中心》,初稿载《“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上海,200910月,第436446页。修订稿载《儒藏论坛》第五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12月,第3258页;《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月,第333346页。压缩稿载《善道》创刊号,四川·成都,20107月,第1520页。本次所刊,即该文之压缩稿。】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248页。

[②]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223页。

[③] 按:“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出自钱穆《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国史大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页。

[④]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7页。

[⑤] 贺麟:《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1943年),《文化与人生》,第178页。

[⑥] 贺麟:《序言》(1946年),《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2页。

[⑦] 贺麟:《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1943年),《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78页。

[⑧] 贺麟:《王船山的历史哲学》(1946年),《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60页。

[⑨] 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2331页。

[⑩] 参看以下两种文献:(1)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29页;(2)洪汉鼎:《编者引言:何谓诠释学?》,《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修订本),洪汉鼎主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1427页。

[11] 此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12]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229230261页。

[1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4页。

[14] 王国维:《译本〈琵琶记〉序》(1913年),《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影印),第35页。

[1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6页。

[16] 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1917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王国维遗书》第四册,第23页。

[17]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1948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62页。

[18] 贺麟:《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重庆:独立出版社,1934年。书中介绍了歌德、黑格尔、费希特三大哲人的生平和思想,对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言论作了详细的叙述。

[19] []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二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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