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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华(印川)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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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彭华,字印川,四川丹棱人。华东师范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四川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儒学,巴蜀文化研究,业余写作人物传记。发表论文120余篇、散文30余篇,出版著作10部。著有《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2011)、《燕国史稿》(2005、2013)、《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界》(2008)、《金庸传》(2001)、《古龙传》(2001)、《马寅初的最后33年》(2005)、《马寅初全传》(2008)、《中国文化探秘 先秦篇》(2010)等,编有《王国维儒学论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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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序(谢维扬)  

2013-06-13 00:29:30|  分类: 相关信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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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序

 

谢维扬

 

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辉煌的成就,这是所有人都不能否认的,并且很早就给了世界以深刻的印象。而在这些成就中,有一项是应当特别提到的,那就是中国古代形上学的发展。记得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说过,即使是最原始的民族也是有进行形上的思维的需要的。这个说法我相信是对的。因为无论是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上,人类都会遇到大量以经验知识所不能解答,并且往往是以追问事物的“终极”目的和价值为内容的问题要回答,这时候就需要有“形上”的思维来帮忙,而后者与对经验问题的思维不同,当其在一种较高的水平上时,是依靠“超验的”或“思辨的”范畴和方法来完成的。古代中国也是如此。但是古代中国形上思维发展的具体路径和形式却是独特的。黑格尔曾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评论孔子时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1]这是因为黑格尔当时是不能肯定孔子同《周易》的关系的,因此他这个说法不能说是准确的。而当他评论到《周易》时,他便毫不含糊地赞扬了《周易》,认为在《周易》中有“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是古代中国“达到纯粹思想意识”的证明。[2]黑格尔看出中国古代的形上学的一种非常高级的形态是在《周易》的形式里面发展出来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也非常深刻,是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构成的一种很准确的理解(如果黑格尔了解我们现在对孔子与《周易》关系的认识,他应该会修正对孔子的上述评论)。而说到中国古代的形上学,我们就一定会提到阴阳和五行,因为这两样东西正是支撑古代中国形上学的两个最重要的基本的范畴,尽管它们各自发生并在古代形上学中既分别又会同一起发挥作用的过程是很复杂的。“阴阳”两字虽然在《易经》本文中没有出现,而且在字本义上都来自被认知的经验,但作为一种范畴,阴阳概念却是高度抽象的,是《周易》形上学体系运作的基础,从对《周易》思想的研究中可以确认这一点。五行,则是从与阴阳不同的认知基础上发育起来的另一组构造古代中国形上思考基础的抽象概念,并且也成为这个形上学体系的基本范畴。从这里可以看出,研究阴阳五行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和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的形上学。而中国古代形上学是引领整个古代中国思想和文化发展的灵魂。本书曾引学者的话说,阴阳和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文化的骨架”(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所以能这样说,就是因为阴阳五行支撑了古代中国形上学的框架和逻辑,因而对古代中国的思维和文化都有塑造的作用。

从近代以来,为了更准确地认识传统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内容及特质,许多学者都对阴阳和五行问题进行过分析和研究,而且研究所及之历史时段非常长,所牵涉之资料多且驳杂。这当然是因为阴阳五行既在发生上有很长的历史,发生后其影响所及之时间及领域又极为漫长而广泛。其中不乏循较严谨的资料工作的要求进行的、有深度的力作,对于廓清与阴阳五行有关的诸多问题有十分重要的贡献。当然也有不少谈阴阳五行问题的论著并无很高的立意,资料的运用既不严谨,在概念的分析上亦无遵循,甚至完全不知其规范,读之而无益。本书在回顾有关学术史的部分对此有很完整的整理和概述,应对研究者清理出一条较为恰当的研究路径有帮助。总体上说,阴阳五行问题研究的最大难点,一是资料庞杂,二是对概念的问题要有好的认识。在资料问题上,即以对阴阳和五行发生问题的研究为例,从本书的有关章节中的整理就可以知道不仅所涉及的资料种类众多,而且几乎没有一种资料从文献学这角度说是不存在问题的。此外还有一点是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或以为已不成问题了的,那就是对已知文献(包括金甲文)中许多原以为已经读对的词句,其实还都有重读的必要,因为前所读是错的,这都很需要细致研究。对概念的问题的认识就更重要。虽然我们知道阴阳和五行最终都成为古代形上学的范畴,但在其为文献所表现的整个过程中这种情况并非是生来即是、绝对和一成不变的。它们都有在低于上述范畴的水平上发生作用的种种表现,而这些也是阴阳五行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内容的一部分。没有这方面区分的认识,当然也讲不好真正的阴阳五行史。所以这项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是很高的,不仅对于中国古典学问题应有通盘的了解,即对于欧洲古代哲学乃至逻辑学的发展的问题也最好有一定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有关的研究有尽可能正当的方法,其所得出的结果也才可能是有益的。

从本书整个论述框架中可以看出,在阴阳、五行这个总题目下,需要研究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本书对其中大部分问题都做了很详细的学术史整理,并且在许多问题上,针对前人研究的得失,或从新的分析方法着手,或依据新出现的资料,提出了作者新的分析和某些新的判断。这些意见和结论无论最终成立与否,由于其经过了作者较为严谨的整理和细致分析,对推进这项研究是会有帮助的。其中有些结论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可关注。例如在阴阳范畴的形成的问题上,作者经分析后认为,“先秦‘阴阳’范畴的形成,老子和孔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如果没有《老子》和《易传》,阴阳就不会上升为一种光辉的哲学思想。”(见本书结语第一部分)这个说法如果能够成立,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说明了古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两个现象,一是孔子和老子都在构造较高水平的形上学方面做出过努力;二是中国最早的两大形上学体系在构造上都借助了古代的“阴阳”这对概念。我过去猜测《老子》中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意义同《易传》中描述卦画生成过程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有关,实际上说的也是老子和孔子都以阴阳为范畴构造形上学体系这个问题。[3]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些细节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的。

在五行的问题上,本书的一些分析也有参考意义。如书中说“‘五行’最初是表‘地’之五种物质,后来才借以表‘天’之五大行星,……再后来,又以‘人’之‘五常’附会‘天’、‘地’之‘五行’;又后来,五行图式日益泛滥,举凡宇宙万物皆可囊括于其中”(见本书结语第二部分)。这个总结对于探讨“五行”作为一种形上学的范畴的形成看来是一个初步的成果,因而是有益的。今后的研究可能还需要在厘清所有上述可能同五行范畴有关联的概念的关系上作更为深入、确定的分析,并最终清理出作为形上学范畴的“五行”的发生的真实轨迹。我想本书围绕着这类问题所做的学术史总结和所加入的新的分析,以及在有些问题上提出的新的见解,应该就是本书的价值。

当然,尽管已经有无数的研究投入,对于阴阳和五行,尚无确定和透彻认识的问题仍然非常多。除了资料的原因而外,这在很大程度上同阴阳五行本身作为古代中国的一种文化现象的特质是有关的。前面我们说过,我们应该看到阴阳五行作为古代中国形上学范畴的作用。但是如果仅仅看到这个表现,就可能犯错。因为古代生活中的阴阳、五行,它们同时还具有完全真实的作为经验认识的工具的特质。正因为这样,它们在古代是非常广泛而深深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这实际上表现了中国古代形上学不同于西方本体论形上学的特征,那就是我曾经提出过的,由阴阳五行这些范畴来表现的古代中国形上学,它在满足人们超验思考需求的同时是全面伸入经验层面的认识中的。[4]对这一点有些西方学者实际上是有觉察的。本书在结语中曾引李约瑟在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古代科学发展问题时的一段话说:“五行和阴阳体系看起来并不是完全不科学的。任何人想要嘲笑这种体系的持续,都应当回想起当年创立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辈们曾耗费他们大量宝贵的时间,来与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理论和其他‘逍遥学派的幻想’的顽固支持者进行殊死的斗争。……中国的五行理论的唯一毛病是,它流传得太久了。在公元1世纪是十分先进的东西,到了11世纪还勉强可说,而到了18世纪就变得荒唐可厌了。”(见本书结语第三部分)李约瑟的意思非常清楚,即他认为阴阳五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中国科学的一部分,只不过始终是在“公元1世纪”的水平上,其在近代的问题是它们太落后了。李约瑟所谓“古代的科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作为经验认识的工具”。李约瑟没有提到阴阳五行作为古代中国形上学范畴的特质的问题,这使得他对中国古代所谓“科学”的问题的分析变得多少有点简单化,因而会带来某些方面的失真,此处姑不论;但他看到了阴阳五行在古代中国经验生活中的巨大作用,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在现代观念中几乎不可能被认为具有经验认识价值的阴阳、五行,却是古代中国“科学”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对其意义当然非常需要我们去深入思考。而阴阳、五行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和实际生活影响的非常复杂的表现和方式,也使得对古代阴阳五行的真实作用的解释会遇到许多挑战性的难题。例如说,这些作用有多少是通向导致真正‘科学’出现的方向的,而有多少则由于被包裹在形上学框架里面的缘故,始终只是扭曲地作为一种很难有结果的‘科学’认知的雏形而存在着,在今天要完全廓清这一点就是很困难的,但对研究中国思想和文化发展的路径,乃至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却十分重要。有关的案例有的是在社会和历史的方面(比如在古代王朝政治中被实际运用过的所谓“五德终始”说问题),有的是在所谓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方面,都非常引人思考,而都需要有十分全面的考察和对所有有关概念关系的准确把握才能给出好的解释。本书在这些方面对前人的成果有很多介绍,也给出了一些自己的分析,当然需要在更深一步研究基础上探讨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对此本书也应有引导思考的作用。

彭华教授早年跟随我攻读中国先秦史,硕士论文以《燕国史稿》为题,整理后已于2005年出版,甚获好评。本书是在其完成于6年前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增补、整理和修改而成型的,终以《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为题,将由四川大学作为“儒藏论丛”丛书之一种出版。这很值得高兴。本书的论题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最初作为博士论文的要求上,主要是完成一些必要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现虽经修改有了一些提高,尤其是在对有关学术史的交代和分析,以及对新出现有关资料的运用上,都更完整和深入了。但显然还不可能在一部书中完全解决这一课题所涉及的所有问题,相信其中有许多问题学术界还会继续研究下去。在对阴阳五行这个大课题的整个研究中,本书当然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我很希望彭华教授在本书面世后,虚心听取读者对本书的有益批评,继续努力,在此论题上做出进一步有价值的研究,将其推入更高的水平。

对于中国古史研究来说,尽管已有的成果是重要的,有些甚或可以说是辉煌的;但毕竟也留下太多的空白和薄弱之处。对阴阳五行这类问题研究的成就也许大致也是在这样的状况上。我相信年青一代有更好训练、对于方法问题有更敏锐意识的学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一定会在中国古史研究中获得更重要的成果,中国古史研究的更灿烂的一页将会在这样的年轻一代学人手中写就。是为序。

 

二〇一〇年八月七日,于上海大学

 

谢维扬:《序》,载彭华著:《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12月。又载《儒藏论坛》第六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12月,第265271页。】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0页。

[2] 同上。

[3] 参见拙著《至高的哲理——千古奇书〈周易〉》,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6页。

[4] 《至高的哲理——千古奇书〈周易〉》,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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