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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华(印川)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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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彭华,字印川,四川丹棱人。华东师范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四川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儒学,巴蜀文化研究,业余写作人物传记。发表论文120余篇、散文30余篇,出版著作10部。著有《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2011)、《燕国史稿》(2005、2013)、《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界》(2008)、《金庸传》(2001)、《古龙传》(2001)、《马寅初的最后33年》(2005)、《马寅初全传》(2008)、《中国文化探秘 先秦篇》(2010)等,编有《王国维儒学论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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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不肯为人忙——陈寅恪先生读书治学之启示  

2010-07-15 17:05:32|  分类: 历史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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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不肯为人忙——陈寅恪先生读书治学之启示

2010-07-06    胡守为    人民日报   

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25601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

 

    梁启超、陈寅恪两位先生是我国公认的学术大师,中华书局日前出版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和《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他们一生的历程,且都有依据,从中很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大师成长的各个方面。大师的出现,关涉许多因素,这里只就其中为何治学、如何治学两点谈谈认识,且以陈寅恪为例。

 

为何治学——

 

务使国家立于强国之林

 

    为何治学的问题,可以从陈寅恪81年前给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的赠言中找到线索,兹将全文照录如下: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这首诗幸由陈寅恪的助手浦江清记录在《清华园日记》才得以保存。“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国人开眼看世界,国内掀起了留学国外的热潮。陈寅恪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国人留学,他本人从少年到青年都是在国外留学的,他所说的乃是中国人到东邻日本学中国史的事情。上世纪20年代,内藤虎次郎、冈崎文夫、白鸟库吉等一批日本学者,执中国史和西域史研究牛耳,中国史的权威反而不在中国,于是出现了中国学子群趋日本学国史的现象。陈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国耻,于是告诫人们,不要只在嘴巴上下功夫,期待青年学子能用实际行动洗脱这种耻辱。

 

    首先他以身作则。他本来对数学很有兴趣,从其天赋及勤奋看,如果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成就相信也会很高。但他着意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求提高我国地位,换言之,就是以高水平的文化成就,使国家能立于强国之林。陈寅恪一直视中国文化为立命之本,他在给王国维的挽词中说:“吾侪所学关天意”, 王国维和他都是研究中国文化的,这句话便是指他们二人的中国文化研究事业,关系重大。中国历史是中国文化的体现,陈寅恪选择历史学作为终生奋斗的领域,其意也正在于此。

 

如何治学——

 

“读书不肯为人忙”

 

    陈寅恪在诗中说道“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这个“不肯为人忙”,指的是读书求学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受已成的观念的约束,要有创见,不是为名利而取悦他人,如此才能使学术精进。这正与他做学问要有志向,不为名利的思想一脉相通,成为其一生奉行的治学宗旨。这句诗典源于《论语·宪问》,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者,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也;为人者,装饰自己给别人看也。陈寅恪曾批评清代夸诞之经学者,钻材料缺乏、解释无定论的空子,随意立说,或者无任何依据,随一时之兴会,改读原书,此乃求学“为人”者也,其背后的思想就是为名利。至于曲学附会,故作标新立异或炒作,皆同此类。陈寅恪强调不“为人”而“为己”,讲求的就是治学要有创新精神,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预于时代新潮流。他在著作中多次谈治学要“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陈寅恪如何治学,由此可以得到答案。

 

    陈寅恪一生除读通梵文外,还兼通古代中亚的多种语言,包括藏文、蒙文,如果以此用于音韵、训诂,或作文化比较,当会大有发明。然而他说:“此非我所注意也”,他所注意者有二:一是历史,一是佛教。他在国外留学十多年,主要潜修印度古代语言,目的是求正确理解佛经原意,以便研习佛教经典的内涵。佛教早期是通过中亚细亚传入中国的,佛经便有中亚语言包括藏文的译本,正因为这个原因,他还同时学习了中亚古代语言及藏文。

 

    陈寅恪之所以研究佛教经典,是因为佛教对我国影响很大。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古史,与佛教的关系尤大。至宋朝以后,援儒入释之理学,皆有佛教思想的踪迹,此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是我国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他还推论,凡是外来文化入传中国,必须要经过本土文化的吸收、改造,才能在社会上得以流传。这一论说,至今看来仍然正确。

 

治学影响——

 

斯人已逝,教益长存

 

    十多年的语言研修,陈寅恪于音韵、训诂已很有造诣,他并未就此止步,而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他摆脱清代今古文经学的纷争,开辟了从文化层次剖析历史的先河。他留学德国多年,却不以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所代表的追求史料真实的史学学风为依归,与当时欧洲新兴的从经济、文化、社会各层面探讨历史,殊途同归,他也超越了兰克的史学,代表了世界史学的新潮流,而为世界学术界所尊重。西方唐史权威崔瑞德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中曾说“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第二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又说:“此书的每一章节都很得益于陈的研究成果”。日本专家池田温在《陈寅恪先生和日本》中说:“日本近年刊行之隋唐史或中国古代史之著作不遑枚举,而于唐代政治史方面之叙述,不受(陈先生)诸说影响者盖鲜矣。”

 

    他身体力行,在上世纪20年代后,将中国历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一新高峰,已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他洗雪了研究中国史权威只在日本之耻,赢得了世人对中国学术的尊重。1929年清华大学成立20周年之时,陈寅恪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当时学术文化的种种弊端。所谓“弊端”,统而言之,即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未能学术独立,又说:“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大事者”(《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吁求清华及全国学术有关诸君共同克服之。从年谱长编可以回顾陈寅恪毕生为提高我国学术地位的奋斗历程,其为国进取的志愿,提倡独立、自由创新的精神,重温其意义深长的教导,后世学者或可以为榜样,从中获得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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