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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华(印川)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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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彭华,字印川,四川丹棱人。华东师范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四川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儒学,巴蜀文化研究,业余写作人物传记。发表论文120余篇、散文30余篇,出版著作10部。著有《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2011)、《燕国史稿》(2005、2013)、《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界》(2008)、《金庸传》(2001)、《古龙传》(2001)、《马寅初的最后33年》(2005)、《马寅初全传》(2008)、《中国文化探秘 先秦篇》(2010)等,编有《王国维儒学论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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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棱才子彭端淑  

2009-10-13 21:13:23|  分类: 历史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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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棱才子彭端淑

http://www.djz.edu.my/kecheng/huawen/xiangguanziliao/other/wenrenjiwenzhang/pengduanshu.htm

  彭端淑(约1699一约1779年),字乐斋,号仪一,四川丹棱人。他是清代四川的著名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并称清代四川三才子。

  彭端淑从小聪慧颖异,十岁即能文。他与弟彭肇诛、彭遵泅于紫云山下“相为师友”,同窗苦读达六年之久。他后来的成就并不是靠先天的才气,而主要是得力于后天的踏实勤学。他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为学一首示子侄》,说四川有一穷一富两个和尚,穷和尚对富和尚说:“我想到南海朝圣。”富和尚问:“你凭什么前去?”穷和尚回答说:“我带一瓶一钵就够了。”富和尚说:“几年来我想雇船去,还未能实现呢,你凭什么去得了!”第二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去告诉富和尚。富和尚深感惭愧。这个故事,生动扼要地论述了做任何事情其难与易、主观与客观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特别强调它们是可以转化的,转化的条件就是人们主观上刻苦努力、顽强奋斗的精神。彭端淑正是从立志苦行的僧人那里,敏悟到具有普遍性的道理。从而工苦力学。他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雍正四年(1726年),彭端淑考中举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进士,进人仕途,任吏部主事,迁本部员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充顺天(今北京)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出任广东肇罗道署察史。当时的肇罗道为“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可见朝廷对他的器重和信任。他一到任,即以“清植’,二字自励,于是上行下效,吏民称便。他身为朝廷命官 节制重镇.但出行议事,巡视察访,却轻衣减从,杜绝了那种前呼后拥、鸣锣清道的排场;并严禁“迎送馈” 违者严惩,深为“吏民称歌”。特别是对那些才识具茂之士,他更亲自考核,不拘一格地量才录用,“成就甚众”;而对于民事纠纷,刑律诉讼,则“务更正,使之相安”。由于他比较能广接视听,了解民瘼,依据案情,权衡事理,循律论断,旬月之间便弄清了肇罗道所属州县陈积老案三千余件,由是声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彭端淑在广东做官约六七年光景,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为显赫的时期。

  彭端淑在为官期间,虽力求进取,决心兴利除弊,上报朝廷,下慰民望,不愿碌碌终此一生。但是,当时的清王朝已进。人极为兴盛的乾隆时代,经济文化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兴旺景象,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了起来。彭端淑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荣下面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官场中的明争暗斗,最高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内心逐渐滋生了一种愤懑和惆怅之情,消极避世的隐追思想也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他在一次监督运送大十去粤西的归途中,失足落水,虽幸免于死,但却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预兆。他仰天长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即由广东辞官归蜀。

  旧蜀后,彭端淑便在成都锦江书院“以实学课土”担任主教,开始了他一生中作育人才的教学生涯。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学员选自省内秀才以上人员,学员学费、生活费由清政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在院学生有两百人左右的规模,著名学者李调元曾是该院学生。彭端淑主锦江书院讲席之后,以他广博的学识,竭尽他晚年的全力于教书育人。此时,他对宦海仕途生活极为厌倦,甚至悔恨自己过去热衷什途力争功名是误落尘网,陷入歧途。他在《寄仲尹》这首诗中说:“‘疲驴消日月,薄宦久;”‘脱羁地,鸿雁游海天。”直到老死,彭端淑把他一生中的最后约二十年时间,全部贡献给了四川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戊戌草·寒食》一诗中有明确的记载:“锦江栖迟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这对他讲席书院的时间和心境都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彭端淑一生苦工诗文,他一直坚持“诗学汉。魏,文学左、史,皆诣极精微”。但在文学道路上,他却是有一番曲折经历的。他在《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的序中说:“余一生精力尽于制义,四十为古文,五载成集,近五十始为诗,已二十五年矣。”“制义’即人股文。可见,彭端淑在五十岁以前,主要是致力于八股和古文。尽管他在古文方面“学之可为至笃”,然而在清廷专制统治和“文字狱”的压力下,他是不敢也不可能“妄有所作”的;而束缚思想的八股文也妨碍了他在文学上的发展。直到近五十岁时,他的一些作品才表现出激越奋进。深沉稳健的倾向,给人以鼓舞和教益。

  为官时的经历使彭端淑对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有深刻的体会,因而在他的诗中对广大贫苦农民寄予了满腔的同情。每当荒年歉收,饥民无衣无食,他总是忧心如焚。他在《夏镇》一诗中愤愤地写道:“粟米贵如珠,顿年遭水浸。男妇多鸠形,鱼虾实为命。”在《七月十六日》一诗中又对长年勤劳耕作的贫苦农民寄予了“忧早几经旬,农夫心独苦’的深情赞叹!

  彭端淑写景的诗很有情味。如记锦江春色的《清明》:“步出郭西行,惊心节复更。花残寒食雨,春老杜鹃声。荠麦村村秀,新烟处处生。锦城风物好,无那故乡情。’如果不是春大到成都郊外走上几趟,如此有情味的诗情是怎么也体会不到的。

  彭端淑一生著述较多,可惜不少已经散佚。他与其弟彭肇殊、彭遵泅曾共性于京师,俱以文知名于当时,一时有“丹棱三彭”之称。当然,在“三彭”中,以彭端淑最为著名,影响 也最大。有《白鹤堂文集》、《雪夜诗谈》、《晚年诗稿》等传世。

  彭端淑活了八十一岁,死后葬于彭山县公义场罗家山,至今尚有坟台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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