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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华(印川)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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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彭华,字印川,四川丹棱人。华东师范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四川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儒学,巴蜀文化研究,业余写作人物传记。发表论文120余篇、散文30余篇,出版著作10部。著有《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2011)、《燕国史稿》(2005、2013)、《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界》(2008)、《金庸传》(2001)、《古龙传》(2001)、《马寅初的最后33年》(2005)、《马寅初全传》(2008)、《中国文化探秘 先秦篇》(2010)等,编有《王国维儒学论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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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治学特色与史学方法——以“二重证据法”为考察中心(彭华)  

2007-09-19 09:15:14|  分类: 彭华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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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史学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其表现特征之一是中西史学的交融和沟通,打破了各自为阵、各不相干的局面(如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表现特征之二是传统旧史学的衰颓和现代新史学的崛起,中国史学在观念上得到实质性的革新(如美国“新史学”的出现及其在中国的引进);表现特征之三是新史料的运用,“二重证据法”成为一种自觉的史学方法。这一个时期,在中国的史学舞台上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史学家,他们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钱穆、顾颉刚、傅斯年等;一时群星灿烂夺目,共同创造了那一个时代的辉煌成就。现在我们又处于两个世纪的交替时期,很有必要对此做一点学术史的回顾与总结。下面,我就以王国维为一个“个案”(case),进行一些研究。

根据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①]的划分,王国维、陈垣等人属于“考证学派”,傅斯年、陈寅恪属于“史料学派”,胡适、顾颉刚等人属于“方法学派”(笔者按:当单列顾颉刚为“古史辨派”或“疑古派”),李大钊、朱谦之、常乃惪、雷海宗、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人属于“史观学派”。在分析王国维之时,我将适当地联系其余诸人做一些比较。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史学大师,一生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很多,举凡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以及历史学的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元史、西北史地等都有所涉猎和研究,并且在如此众多的学术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前人于此早已做过综合性的论述。故而本文不做面面俱到的叙述与评论,只就他的治学特色和史学方法(尤其是“二重证据法”)做一点分析与研究。

王国维的治学特色,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加以概括。先谈其在宏观上的表现:

王国维的治学特色在宏观上体现为:圆融中西学术而又为我所用,从事历史研究而又关怀文化。

王国维之前的乾嘉学派的学者们,他们从事历史研究时更多的是“为考据而考据”,并不做史学理论的梳理与阐释,也不敢表白他们对现实的关心,更谈不上文化上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的追求。在史学方法上,他们更多的是固守传统小学的研究路数,如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等。兼之他们囿于时代的局限,根本谈不上援引西学和圆融中西学术。套用陈寅恪的话说,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儒“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②]。就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而言,他们所从事的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新旧史学交替嬗变的时代,是西学涌入中国国门的时代;就此而言,任何学术研究上的固步自封者、驻足不前者,任何面对西学的闭关自守者、盲目拒斥排外者,都将是时代的落伍者和残缺不全者。王国维曾至日本游学,接触和研究过西学与新学,兼之他本人又通晓几门外语,而这些都是治学的利器。对于中学和西学,王国维有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静安文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如果不对传统学术进行改造和革新,而一味坚持“思想上之事,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的顽固态度,将无助于传统学术的发展(《静安文集续编·去毒篇》)。但王国维并非尽弃中学而盲从西学者,而是以我为主消化吸纳西学,力求圆融中西学术以为我所用,“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他的《红楼梦评论》即是如此,而他后来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更是基于他学贯中西的学术素养。 

王国维对于历史研究所取得的理性认识和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乾嘉学派的学者绝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他结合乾嘉学派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实证论,提出“以事实决事实”的证史理论[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研究精神的。对于中学与西学的长处短处,王国维曾经做过比较与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旧学问长于实践而短于思辩,西方学术则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 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静安文集·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对于新史学的真谛和研究的目标,也有一番自己的见解,凡是对于研究对象能够运用抽象的思辩的,就采用综括与分析两种方法,并使之贯穿到史学认识和研究中去,“求其原因,定其理法”,“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认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国学丛刊·序》)。如此而为,才算取得了学术上的“自觉地位”,才能符合近代新史学的真谛和研究目标。

王国维研究历史,并非“为历史而历史”,他有自己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其中之一即是藉历史研究以阐发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殷冀“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而作为文化托命之人的王国维更是倍感“任重而道远”,所以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化追求都与此息息相关,“而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希望藉此“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④]。所以王国维自沉而死,陈寅恪说是“文化神州丧一身”[⑤]。郭沫若评价王国维,说他是“新史学的开山”[⑥],郭说不无道理。

王国维的治学特色,除以上宏观层面而外,在微观层面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继承乾嘉学派,特别是晚清考据之学的严谨学风,谙熟古代文献典籍与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之学。

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这可以说是治学的利器与基础;但并非做完这一步工作之后就可以算是万事大吉,离科学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尚有极大的一段距离。王国维之超越于乾嘉学派者,除下文论及的“二重证据法”外,他也注重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历史发展的大势和历史发展的规律。

2、强调实证,摆脱传统经史之学的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重视地下出土的古器物上面的古文字资料,并能够有机地将这两方面的材料与学问结合起来治史,以地下的古文字材料来补证文献史料。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利用新材料新史料来治史是自觉的行为。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正式提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⑦]。

王国维在此已经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对于历史事实,最好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或“姑信其有,不信其无”,以留待日后验证;因而,“默证法”是不可靠的。因为“默证法”认为,举凡未见于古书记载的,都是历史上不存在的。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几乎都是采取的这一种论证方法。他们浑然不觉该种论证方法在逻辑推论上已经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许多被古史辨派证伪的书籍及史事其实并不是伪的。有鉴于此,我们所能做的是坐下来,仔仔细细地研究出土文献(第二重证据),审慎地与古书的记载相印证,切忌不可冒然下一个轻率的结论;更不可重蹈“古史辨派”的覆辙,在逻辑论证上犯不可饶恕的错误。

3、注重“通识”,即在宏观的角度上对所研究的历史有通盘的把握与整体的了解。

陈寅恪治学,尤其注重“通识”,他曾说“国人治学,罕具通识”[⑧],而陈寅恪写论文时,往往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纵使是一个小问题,他往往也能于细微处发现背后隐藏的实质性的大问题。只要我们仔细读一读陈寅恪的《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以及《寒柳堂集》中的论文,就可以发现陈寅恪治学的这一特点。至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则是建立在扎实的考证基础之上的宏篇巨制。相较而言,王国维似乎是就事论事的考证多一些,高屋建瓴的史学专著和论文少一些,但并非王国维不具备“通识”。《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可以说是充分展示王国维“通识”的一篇论文。虽然其中的许多观点业已受到学术界的修正和反驳,有些人甚至提出王国维撰写此篇有他背后的政治色彩,但这并不排斥它的学术价值,我们并不能借此否认它是一篇宏篇巨制。又如《明堂寝庙通考》(《观堂集林》卷三),根据吴彝盖、鬲攸从鼎等古器物铭文,参研历代经学家各种纷杂的说法,再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古代统治阶级的建筑制度作了鲜明的阐述。《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可以说是一部汉代学术史的浓缩;《胡服考》(《观堂集林》卷二十二)考察了胡服流入中国一千余年的历史;《金界壕考》(《观堂集林》卷十五)考察了金代界壕工程的整个过程。在后三篇论文中,王国维都是抓住一个侧面,进而推断出重大的历史事件;见微知著,以小见大,而此绝非乾嘉朴学的繁琐饾饤可比。王国维与陈寅恪在此方面殊多可比性和一致性。其实,陈垣亦然。

王国维在史学方法上的建树,为人最最称道的恐怕莫过于“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之所以在当时的历史学界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与号召力,一则固然与其凿破学术鸿蒙、开阔治学视野有关,二则更与其身体力行做出巨大而又令人信服的史学研究有关。王国维所作的史学研究,或者可以一锤定音成为史学界公认的不易之论,或者开启研究的新路数给后人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陈寅恪说王国维所做的研究工作“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⑨]。相较而言,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虽然具备以上所言的第一要义,但在第二个层面上则相对逊色。换言之,“科学派”更多的是“思想史”上的意义,而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则远不如“新考据派”。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观堂集林》卷九),是他研究古书古史、利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二文对《史记·殷本纪》等古书所载商代帝王世系,用甲骨文加以证明,并用甲骨文与《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吕氏春秋》的记载互证,既补充了《殷本纪》的帝王世系,又证明古书传说有一定的真实性。王国维用此“二重证据法”“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屈新以从旧”,在互相比照中接近历史的真实。

至于“二重证据法”的特定而丰富的内涵,王国维只说出了其中的一个层面,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两重证据的互证。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加以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皆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亦儿坚考》等皆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皆是也。”[⑩]“二重证据法”之所以成为一种科学的考证方法,根本之处在于二重证据要出自不同的观察,这是取得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前提。

饶宗颐后来又提出“三重证据法”,即将王国维“地下之材料”分为无文字的实物和有文字的材料,其中地下的有文字材料即是“第三重证据”。饶宗颐的工作只是王国维的将“二重证据法”进一步细化,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叶舒宪后来提出的“第三重证据”则是民族学或人类学材料。(笔者按:民族学或人类学材料最多只具有参考价值,它所起的是辅助说明的作用,并不能构成真正的“第三重证据”。)其实当时王国维践履“二重证据法”的,主要还是利用地下的有文字材料来研究历史。之后,一些研究者充分利用地下的实物材料来研究历史,取得了一些颇为可观的成果,如张长寿的《“墙柳”与“荒帷”》(刊于《文物》1992年第4期)。

在近代的中国,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曾经甚嚣尘上,一时蔚为学术界的大宗和一代史学风气;致使当时人以发现某某古书属于伪造为一大乐事,津津乐道,竞相传告,学界人士也以此为无上殊荣。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于古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立足的是“建构”历史,而不是盲目地“怀疑”和“破坏”历史。相较而言,以顾颉刚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他们对于古史是“怀疑”和“破坏”有余而“建构”不足。切不可混为一谈。

对于王国维与古史辨派的确切关系,我们尚不能作出十分肯定的回答。王国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11],引用秦公簋、齐侯镈等金文材料,证实夏禹之存在而非一条“大虫”,可能就是针对“古史辨派”的。

对“古史辨派”的最好反击就是拿出证据来,尤其是不可改易的地下材料所提供的坚实证据,让他们心服口服。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所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拿证据来”,这实在是一个贴切的说法。而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可以说是极好的研究方向和途径,是对古史研究的一个极大贡献。对于当时的王国维而言,他实际上所加以使用的还是地下的文字材料;至于充分使用考古学的成就来建构中国古史,尚有极为遥远的一段距离。吾辈较王国维更为有幸的是,当今中国的考古学已经大为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笔丰厚的财产,来建构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古史。所以杜正胜说,离开考古几无古史可言,将来杰出的古代史研究恐怕非建筑在考古学之上不可,而利用考古学来解释整个古代社会的第三个阶段似乎就在眼前,就要来临[12];李学勤力加倡导并明言,研究古史要结合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以此来探索古史、建构古史,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如此而为,我们就能走出“疑古”时代而进入“释古”时代[13]。

考古学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之重大,可以说是毋庸置疑,这一点恐怕是研究者们的共识与常识。有志于古史研究者,他们都在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李玄伯、徐旭生、张光直、杜正胜、苏秉琦、张忠培、李学勤等人。

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1、在地层学和年代学上确定考古遗址的先后次序与确切年代。连最基础的层位与年代都搞不清楚,进一步的历史研究就成为空中楼阁。随着考古学技术手段的进步与发展,这一方面的难题将会得到逐步的解决,考古学将会给历史学提供一个较为满意的答复和一份较为理想的地下材料。

2、从考古类型学上确定考古遗址的特定内涵。考古发现的遗物是死的,但研究者是活的,研究者可以让遗物“说话”,但研究者的“所说”应当是遗物的“本欲所说”,并不是研究者的“自言自语”,更不是研究者的“胡言乱语”。“所说”与“本欲所说”的关系,颇有点像西方语言学上“所指”与“能指”的关系。苏秉琦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考古学的工作就是把埋在地下的无字“地书”打开,并将其分出“篇目”与“章节”来[14]。

3、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但并非不可能。杜正胜在《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提到,谨慎的考古学家建议先对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特征、时间源流与空间交流梳理清楚,不要急于比傅文献记载的民族。李学勤说,“考古学发现的东西,当然是物质的,但很多都是反映精神的”[15]。因而仅仅从器物形态学上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拓宽视野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就此而言,使用民族学来研究考古学问题的“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可以与此互相发明。在西方,民族考古学开始形成于1961年。在中国,林沄于1989年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中业已谈及这一方面的问题;林沄在后来的《几点感想》(《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中正式提出“民族考古学”。汪宁生一直致力于民族考古学的研究[16]。

4、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重。对于考古发现而言,它所展示的绝非仅仅是一些死板的器物的排列,它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而要揭示它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内涵,若不谙熟地上的文献典籍、不具备良好的多学科的修养,显然是勉为其难。

5、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并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历来是密不可分,并且二者是一个多次交往的双向过程。苏秉琦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可以说是极具远见卓识的,是对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极大贡献[17]。又如张忠培对中国北方考古的研究,即兼顾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18]。目前为中国考古学界所称道的“聚落考古学”(settlement archaeology),其研究的路数可以说是对微观区域进行综合研究的一个典范;而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的研究,就是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最好范式。

6、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紧密结合,二者之中的任何一者都不可偏废,更不可断然加以割裂。文献与考古的关系,一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实质与要义即在此,而王国维践履他的“二重证据法”,亦是如此。但是在当今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有脱钩的嫌疑和倾向。搞考古学的人认为搞历史学的人连考古报告都看不懂,更谈不上充分利用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而搞历史学的人则认为搞考古学的人轻视文献材料,并且时不时地想推翻文献材料。这种做法不可取。王国维当年提出“二重证据法”时,丝毫也没有因此而贬低地上传世文献价值的用意。对于地上的传世文献,王国维有很正确的认识,“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往往有事实之素地”(《古史新证》“总论”)。即使是像诸如《世本》、《五帝德》等这样不雅驯的史料和像《山海经》、《楚辞》这样的诗文,王国维认为只要运用得当,它们都有助于发现真实的历史。陈寅恪后来所提出的“诗文证史”,可以说是沿袭了并发展了王国维的研究路数。

7、东西比较,中西结合,进行多层面、多学科的总体研究。在当今世界,与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已是势所必然;更何况,西方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取长补短发展自我乃明智之举;在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中,联系中外情况做一些世界性的比较研究,将大有裨益于学术研究的推进与发展。进行多层面、多学科的总体研究,也是建构中国历史学、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必然要求。聚落考古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较好的表率。法国年鉴学派是力倡进行多学科的“总体史”的研究。王国维曾经设想,研究史学必须具备以下学科的基本知识:(1)中国史,(2)东洋史,(3)西洋史,(4)哲学概论,(5)历史哲学,(6)年代学,(7)比较语言学,(8)比较神话学,(9)社会学,(10)人类学,(11)教育学,(12)外国文学(《静安文集续编·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对于中国历史研究而言,我们所需要的学科远远不止这一些。布罗代尔在《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中专门提到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口学、地理学、社会数学或统计学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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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②]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8—239页。

[③] 王国维:《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观堂集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④]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⑤]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诗》,《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页。

[⑥]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37页。

[⑦]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⑧]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⑨]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⑩]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11]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二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12] 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

[13]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1页。

[14] 苏秉琦:《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49—257页。

[15]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16] 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17]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18] 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19] [法]布罗代尔著  顾良、张智君译:《资本主义论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75页。

1997.12.25—28初稿

2004.4.13修订

 

来源:彭华文集(http://www.confucius2000.com/writer/penghu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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